MG体育外包人员之困：钱少活多遇事背锅

　　MG体育薪资水平和福利待遇肯定是比类似岗位的正式员工要低一些的，因为（外包）公司会从中抽成。不过，自由市场MG体育，只要自己能接受就行。 在广东省某国企外包岗工作的陈程对 ZAKER 新闻说。

　　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 年，我国 GDP 为 101.6 万亿元。其中，制造业增加值为 26.6 万亿元，信息软件业增加值为 4118 亿元，两者累计占比约 27%。而这两大产业聚集了七成以上的外包企业。

　　不过，这些外包人员所面临的用工处境看起来并没有这些数字那般光鲜亮丽。劳动权益保障不足、劳动风险独自承担、甚至频繁背锅等问题，都是密布在外包从业者头上的阴云。

　　不到万不得已，千万不要去外包岗。 豆瓣小组某用户在小组内发出了真诚的劝诫。

　　比如，公司名称中含有 信息技术 软件技术 科技 金融 等关键字；公司简介中提及 解决方案 咨询 系统集成 IT 解决方案 等内容；公司人数 众多 ，而且还是 1000-9999 人的量级 ……

　　一旦满足上述特征，这家公司就极有可能是外包。而在信息服务行业中， 外包是生计之选，万不得已不要去，工资往上限开，别亏了自己。

　　外包人员一边逃离，一边涌入。网络上诸多劝退、逃离外包的言论，与庞大的外包人员数量这一事实形成了强烈反差。

　　根据商务部数据，截至 2020 年末，我国服务外包产业累计吸纳从业人员达 1290.9 万人，2020 年服务外包产业新增从业人员 119 万人。

　　而中国服务外包中心发布的《中国服务外包产业十年发展报告（2006-2015）》显示，信息服务业、制造业集中了七成以上的外包企业。2015 年，两大行业的外包企业占比分别为 46.3%、24.5%。

　　在招聘平台检索外包岗位，需求方大多为以阿里、百度、腾讯等为代表的互联网大厂为主。

　　大厂的外包员工比例到底有多少？目前还没有明确的统计数据。但有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外包员工正在渗透进大厂的各个岗位。

　　从最常见的后勤保洁、餐厅服务，到快递、客服、项目业务，乃至更为核心的工程师、团队领导，均有外包人员的身影。有阿里巴巴集团前 HR 向经济观察报透露， 如果以年计算，整个阿里集团的外包岗数量至少 10 万 +。

　　巨大的外包需求，还催生了像中软国际、软通动力、博彦科技、人瑞人才、法本信息等劳务外包服务头部品牌，为阿里、百度、腾讯等大厂提供外包服务。

　　据悉，截至今年上半年，中软国际员工超过 8.3 万人，人瑞人才的灵活用工员工数是 4.5 万人，截至 2020 年底，软通动力在册员工 7.5 万人。

　　尽管看起来都是背靠大厂，但外包员工和正式工在薪资福利、晋升空间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甚至还会有身份标志上的区别。

　　换句话说，虽然都是服务于大厂，但从根本上来看，双方分属的是两个公司管理体系MG体育。

　　此前，有自媒体发文，大厂的外包员工一般没有正式工所享有的补贴、期权、股票、保险等福利，通过外包公司 转正 的概率也比较低。

　　比如在腾讯，外包员工和正式工的工牌有颜色上的区分。在百度，外包员工没有参与公司内网讨论的权限。

　　在国企外包岗的陈程并没有感受到这些 身份歧视 ，但也不得不承认MG体育，与正式工相比，外包员工的待遇的确会相对较低。

　　薪资福利这块会比正式工稍微低一些。入职前外包人力告诉我，外包转正的几率是 10%，还是比较低的。 陈程说。

　　这是一个不得不接受的事实。今年广受关注的 外卖员劳动权益保障问题 ，就更加暴露出大厂外包人员相对劣势的劳动处境。

　　红星资本局后续采访发现，网络餐饮平台不为外卖员缴纳社保问题依旧，甚至开发出一种新型用工模式——网络状外包，来层层打碎平台和外卖员之间的劳动关系MG体育，从而导致后者劳动维权困难。

　　简单来说，外卖平台直接合作的配送商将部分业务转包给多个公司，公司 A 为外卖员发放工资，公司 B 管理日常工作。在这种情况下，外卖员在劳动维权时找不到明确的用工方，成为独担风险的脆弱个体。

　　曾在一家外包公司工作过一年的王璐表示， 发包方所支付的外包费用，不会全部流入外包人员手中，外包公司还要从中抽掉一部分，这样外包人员到手的劳动费用只会更少。

　　另外MG体育，据悉，外包人力派遣一般还会收取每人 2000-3000 元的中介费用，能够更快找到匹配、合适人选，或者可以拉长发包方账期的外包公司，市场竞争力更大。 很多外包公司其实就相当于一个人力中介，所以抽取中介费也是很正常的。 陈程说。

　　如此一来，发包方既降低了用人成本，又获得了劳动成果，同时还不用承担用人风险。而外包公司又从外包费用中抽取所得，加上人头中介费，结果利益受损的就只有一个个孤立无援的外包人员。

　　而制造行业中的外包从业者也是如此。大量劳动者通过劳动中介公司进入工厂成为 临时工 。工厂不为这类员工缴纳社保，收入基本上依靠加班费。并且，这些外包从业者的流动性较高、职业晋升空间狭小。

　　为何外包如此盛行？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本质上就是一种经过计算的经济逐利行为。

　　即发包方投入比引入正式工更少的人力成本，让外包公司雇佣人员去做公司的部分业务。在这个过程中，外包公司直接决定外包人员的薪资和福利保障，并且双方产生的劳动风险、纠纷、终止或解除合同的补偿等隐性成本，与发包方无关。

　　如此一来，发包方的人力需求得到满足，但同时又避免了诸多正常劳动关系下，所产生的用工风险和隐性成本，管理效能极大提升。

　　实际上，外包早已不是企业所特有的商业经营手段，政府或公共事业也会通过外包来购买公共服务。外包比我们想象中，要更深地渗透进日常生活。

　　不过，一旦外包这一天然逐利的市场经济行为介入到民生领域，问题也就随之显现。尤其是当政府或公共事业成为服务发包的主体，其中涉及到的权责益问题就更为复杂。

　　2015 年发生的魏则西事件，向公众揭开了公立医院将部分科室外包给莆田系的乱象。公立医院的公共医疗服务也能外包给私人经营，震撼了社会公众。而涉及到公共服务的外包人员引发的 执法权 争议更是隔三差五成为热议话题。

　　今年 12 月，江苏省南通市三星镇发生一起外包市容管理公司人员粗暴围抢老人甘蔗事件。

　　今年 11 月，河南新乡封丘县一中学学生在吃过 营养午餐 后出现呕吐、腹泻等不良反应。据悉，涉事送餐公司为当地教育局统一招标的外包公司。

　　今年 10 月，据媒体报道，西安市新城区长乐西路街道的多位环卫工老人因超过法定退休年龄，被第三方外包公司辞退。工作期间，公司没有为其缴纳包括养老保险在内的社保。对此，街道负责人表示，企业行为与街道无关。

　　今年 9 月，西安地铁三号线发生一起安保人员强行拖拽女性乘客事件。据悉，涉事安保人员为轨道交通管理机构通过合同方式雇佣的第三方外包公司员工。

　　今年 7 月，南京禄口机场发现 9 例阳性病例并蔓延至十余个省份。据媒体报道，机场外包的保洁业务因 没有严格落实疫情防控责任 为疫情 失守 的薄弱环节，同时禄口机场存在对涉事外包物业公司管理不规范问题。

　　上述这些事件都不同程度地涉及到公共服务、民生保障问题，因此格外受到舆论关注。多数质疑主要集中在，外包是否成为涉事责任主体 甩锅 的手段。而这背后的关键在于，发包方、承包方，以及承包方员工三者之间的权责关系。

　　这里就牵涉到另一个与劳动外包有些类似的用工形式——劳动派遣。这两者的关键区别在于，发包方是否对承包方的员工进行直接管理，包括工作组织形式、工作时间安排等方面。

　　如属于劳动外包，发包方不直接管理承包方的员工，同时也不承担相应的责任；劳动派遣则相反。不过在实际操作中，经常会出现 真派遣，假外包 的情况。也就是发包方以 外包 之名，行 派遣 之实，一旦员工出现问题，立马 甩锅 外包，规避责任。

　　在实际的员工管理上，劳动外包和劳动派遣之间的界限较为模糊，进一步造成发包公司、承包公司对外包人员承担的责任边界不明，这就给 甩锅 提供了便利。

　　而对于政府执法 外包 ，依据的是《行政处罚法》。但是在实际操作过程中，不尽规范乃至违法的情况依旧频繁出现。

　　外包，即便颇具争议，但它仍然是 21 世纪最普遍的市场经济行为之一，凭借高效、灵活、低成本的优势而广受企业青睐。

　　比如在 IT 行业中，印度大量承接来自发达国家的 IT 外包，而使得 IT 外包成为国家的支柱性产业。

　　中国同样是外包大国。尤其是国内信息服务业、制造业在发展初期，大量承接来自国外的离岸服务外包，在带动就业增长、推动产业发展、融入全球贸易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不过，改善相关从业人员在劳动风险承担中的劣势地位，依旧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